1933年9月29日陈炯明去世。
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9日），广东海丰白町乡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毕业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及着名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1917年帮助孙文打响护法战争，对抗北京段祺瑞政府。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文在广东的发展。
他在1922年6月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文政见不合，反对孙文的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当时粤军将领邓铿被暗杀，有史料声称此事和陈炯明有关[1]。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叶举出兵围攻总统府，并炮轰孙文寓所，意在驱逐孙文离开广东。孙文转移到到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并离开广东。史称“六一六事变”。1923年1月，陈炯明被拥护孙文的滇、桂与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率部退守东江。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其所部后，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前途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其对广东的主要影响有：
政治上，反对孙文的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建立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推行基层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
教育上，建立私立学校，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但其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真相
陈炯明于1920年代与孙中山因政见分岐而决裂。孙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陈主张「联省自治」，要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和平「南北妥协」的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
国民党称陈炯明背叛革命，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共产党也指斥他为反动的军阀。因此陈炯明生平的历史和他服膺终身的政治主张，今代中国人（包括政治领导者）知道的已不多。
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导，当时下令炮轰广州的，其实是孙中山，时间是（1922年）6月17日，所谓「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是孙中山早得粤军警告，本人已离府，粤军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当年中英文报纸都没有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新闻，反倒有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中国历史几千年来都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十年来教科书只提陈炯明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但无人提孙中山炮轰广州市。
六一六（1922年6月16日）事件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单纯的「兵变」。不知道真相的人，以为是孙，陈个人间的争权。在事件发生之前夕，北京总统徐世昌退位，旧国会恢复，南方护法目的已达，北方知识分子蔡元培等二百余人通电请求南方『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停止北伐，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前言。粤军驻广州部队通电响应，请求孙中山离粤北上，以谋求和平统一中国。
事件发生之时，炯明本人不知其事。孙中山炮轰广州市后，炯明禁止部下妄动，让孙安全离粤，实救孙一命。日后国民党捏改史实，以这事件为陈对党领袖个人的「叛逆」，加上「叛党叛国」的帽子，而把这事件的前因后果，完全掩盖起来。从此中国的人民，不幸的只知道『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而不知道陈炯明曾倡导『联省自治』，建设广东为模范省的一回事！也不知道孙中山再回粤组织暴力政府，重图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
陈炯明的一生反响出中国在20世纪初期追求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他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父亲叫「暄」，号「曦庭」，母亲杨氏。22岁时与黄云（娥）女士结婚，夫妻感情融洽，共生五女三男。
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进而「苏化」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自此以后，中国便走上了「苏俄式」的革命路线，这正与「西方民主式」的建国步骤，刚相背驰。当时，炯明的粤军，也称为联治军，在作战能力上是没法与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相比的。1925年，粤军在东江两战役中被击败了。
粤军失败后，炯明退居香港，仍继续努力以政治办法来觅求中国之统一。1925年双十节日，其前身为前清洪门秘密会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举炯明为总理，云南的唐继尧为副总理。1926年初，党总部由旧金山移至香港，同时推进党务，伸展于东南亚各地，登记侨胞入党达十余万人。致公党主张建立联邦制政府为统一中国之原则，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教条，而赞成多党制的民主政体。
从一个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会社，改变为有明确民主方针的公开政党，确是世界历史上民主运动之一创举。这也可算是陈炯明晚年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总言之，炯明不是一个空口谈革命的前清秀才，也不是像国民党所诬指为「叛党叛国」的南方军阀。他是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当过清末的省议员，当过革命时期的选锋（敢死）队长，当过民初时期的都督，当过二十年代的省长，对于「行政」与「立法」两权的运用与制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权限的划分，不但有理论上政治学识的基础，而且有实际上运用的经验。他对民间的艰苦，地方自治的必要，更有深切的认识。
炯明于1933 年病逝于香港。后人有说他“潦倒地死于香港”。这“潦倒”二字是中国封建传统通俗的说法。吴稚晖在挽陈联中说：死后“身无长物”是“英雄有价”。炯明去世时是致公党的总理，继续为建设共和而努力，是一个“斗士”，是“暂时失败的英雄”，不是“潦倒”的政治人物。
炯明倡导「联省自治」，百折不挠，不是为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为谋求建国的永久根基。 1922年与孙中山决裂后，他很沈痛的对爱国学者（也是辛亥革命元勋）章炳麟说：
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自治省联邦制）而后已。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陈炯明 (陈炯明与孙中山在1922)
2003-10-30 10:02:51 南方周末 叶曙明
1918年的护法运动，陈炯明率粤军入驻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 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 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
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 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陈炯明与新文化运动
最近我在写一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特定意义上的运动，它的最后一个句点应该划在哪里？通常是划在1919年五四运动，也有人拉长一点，把它划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但我认为，1922年陈炯明与孙文关系破裂，广东模范省实验失败，是新文化运动终结的一个标志。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的旗手，第一个梁启超，第二个是陈独秀，第三个是陈炯明。许多人都不承认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因无非是：一、他身在南方，远离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二、他是军人，不是文化人，不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整训军队，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并资助孙文、胡汉民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又广邀新学人士，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文化在南方取得的实际成果。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炯明密切留意着青岛问题的发展。当学生开始走上街头以后，他亲自起草通电，表明支持北京学生的立场。由于粤军成功地在闽南建立了一块占地26个县的地盘，迫使北方政府坐下来谈判，陈炯明的一言一行，受到全国，甚至世界的瞩目。
6月下旬，和约签字问题迫在眉睫。陈炯明主张，南方在南北谈判桌上，不妨尽量向北方妥协，只要坚持恢复旧国会，维护宪法（临时约法），不应再拖延南北一致，合力支持巴黎和会代表，以争取中国的利益。
在五四运动中，陈炯明的爱国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年的中国，遍地军阀，有枪便是草头王，陈炯明虽然手握兵符，却倾心于文化事业，堪称中国唯一的“新文化将军”，上马能托着五百支枪与北洋政府作战，下马能办报、办学、写诗作文，纵论天下大势。
广州曾经是安那其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安那其泰斗刘师复在广州建立“晦鸣学舍”，创办《晦鸣录》周刊，安那其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陈炯明是信奉安那其主义的。
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之际，陈炯明致书晦鸣学舍旧人，邀请他们全体赴闽，协助他开展新文化运动。一批安那其主义者，在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持人梁冰弦率领下，携同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到了漳州，陈炯明交给他们的工作，就是“办书局印刷刊行书报”。
陈炯明宣示《闽星》的宗旨：“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闽星社同人见得这个道理，发行半周刊，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帮同社会上同志，为新文化的运动，即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思想一变，新机大来，前途光明，没有穷极，这是本报的职务，也是本报的希望。”[1]
陈炯明也赞成革命，但在他看来，革命不仅仅是“拿‘手枪’、‘’去干‘杀人’‘暴动’的勾当”，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陈炯明说过：“报纸胜过三千毛瑟枪，是有一个价值的。价值大小，不在发行的纸数，而在反响的效果。反响的大小，就是价值的大小了。然而，反响从那里发生出来呢？第一、要看他的主义，是不是适应社会的要求。第二，要看他的传播，是不是向着多数人的方面。主义不适应社会要求，自然没有什么反响，传播不向着多数人方面，虽有反响，也是有限的，或者可以成为恶反响。故此一种报纸发行，须有适应要求的主义，来发挥‘现代精神’，并有符合多数人的传播，去改造‘群众思想’，综合起来，就会发生很大的反响了。”[2]这也可以视作他对新文化运动及《新青年》、《新潮》一类杂志的评价。
陈炯明不但赞成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一时间，“‘过激派’蔓延到八闽去了”的谣言，甚嚣尘上。陈炯明的成绩，甚至把北京大学最激进的学生也吸引来参观，他们到漳州游览后，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盛赞，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甚至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3]
梁冰弦曾概括陈炯明的政治动机：“区内集中全力于教育和生产，从而引导民众涤除旧染。逐步转向较合理的生活，而且训练大家参与实际政治。全国尽管动乱纷纭，希望这一角落，打好一个民主化政治的基础。一个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对全国没有不生影响之理。影响所及，民众抬头，乱国的军阀便难立足，这可以说是这里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对象，简单说就是民主的破坏者、障碍者；革命的目标，简单说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
梁冰弦以安那其同人的身份，诚恳奉劝陈炯明，不如自动把什么总司令丢进垃圾桶，自己宣告回复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经经干社会工作，其影响于人心更大。
梁冰弦的文人心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成见，即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几个文人的事情，其实，如果论写文章、论办杂志、论对新文化的热忱与推广、论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活跃于《新青年》的沈尹默、吴虞、易白沙这些人，连陈炯明的千分之一都没有，但在史书上，他们一个个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而陈炯明却只不过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感染”的人，无非因为他是军人，而且最后是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军人。
陈炯明并不认为，只有托起五百支枪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叫贡献社会。投资教育，开发智力，为明天培育人才，方为真正的千秋大业。所以，在各项地方建设中，他最注重推行现代教育。
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4]这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主张，不谋而合，与当时在北方方兴未艾的平民教育运动，遥相呼应。
陈炯明有一个宏愿，就是广揽海内外人才，在南方创办一所现代大学，改变南方教育落后的现状。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广州军政府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凑集五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
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
在驱逐桂系后，广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1921年，陈炯明似乎获得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5]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会后，拟定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从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务求在六年之内，使三百多万儿童，能够完全就学。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等社会教育机构。
陈独秀把《新青年》也搬到了广州出版。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不为国民党人以至孙文所同意。孙文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是保姆。
段祺瑞昨天才刚刚“再造共和”，孙文今日又要“再造民国”，造来造去，用陈独秀的话说，“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是“狗的运动”。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学理上的进化，它是一场“人的运动”，对社会现实，有直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6]
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说，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要一个一个去研究，一个一个去解决，他建议人们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问题，卖官卖国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男子解放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陈炯明在闽南、在广东，都一一研究了，并且在实践中尝试去解决。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陈独秀所说的，用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以新文化运动，去影响和改造这个社会。他成功了，他也失败了。
他的成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六一六事变，孙、陈的政治分歧，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沦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范省”理想，亦全盘付诸东流矣。新文化运动，由广东人梁启超为它开篇启行，最后也由广东人陈炯明为它绝笔断章。
好政府的涵义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胡适呼吁全体优秀公民都要站起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毛邦伟、北京法律专门校长王家驹、俞同奎、北京医药专门校长周颂声、北京农学院院长吴宗植、北京艺术专门校长叶倩——亦公开声明，支持这份宣言。
后人回顾历史，当有无尽的感慨，一方面为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所感动，一方面亦为中国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陈炯明在广东正是实行着这个宣言中的主张，正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个好政府，却不见这些知识分子对他施以援手，没有人参加他的“奋斗”与“决战”，只有陈独秀去帮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眼睁睁看着陈炯明单枪匹马盖高楼，眼睁睁看着它楼塌了。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1] 陈炯明《〈闽星〉发刊词》。《闽星》第1卷第1号，
[2] 陈炯明《〈闽星日刊〉宣言》。上海《民国日报》
[3]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8年版。
[4] 《申报》
[5] 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6]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
陈炯明言论选：
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１９２３。６。２９报载）
炯明与中山之构和，责任不在炯明，炯明受乡人托，出维持秩序，绝非受北方命令。炯明秉联省自治主义而奋斗，冀实行此主义以救国；中山赞成联省自治，则我听其令，若仍效北方军阀，作武力统一迷梦者，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
武装革命与文装革命（１９２３。１２）
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落于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使人民组织团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君品行高洁，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请即来惠城，共商革命大计，勿却为荷。
挽孙中山联（１９２５。３。１２后）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斥国民党军财权托于俄人之手（１９２５。８。３１）
【记者问：阁下对于粤局仍极关怀，未审有何高见？】【 答：】余【陈自称】对粤事自属注意。惟前此，余亦淡然置之，盖彼等皆权利是争之辈，派别分歧，忽离忽合，纷争之余，终必皆归消灭，无劳余之顾虑。然照今日情势而论，实令余难以坐视，彼等以军权财权托于俄人之手。日本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袁世凯所不敢承认者，彼等竟自动的让与俄人。彼等若真讲共产主义，犹有可说，所痛心者，专共他人之产以自肥耳，如此倒行逆施，粤省固将断送，而其影响将及于全国。余为粤人，万难再忍，且亦责无旁贷。现正与林、洪、叶诸将准备一切，一俟饷械齐集，即当一举而廓清之。
【 与《申报》记者的谈话，申１９２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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