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大会堂 见证中国宪政梦的夭折

2008-09-28 09:31:59 来源: 国家历史(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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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杜兴

从康梁、孙中山试图引进议会民主开始,中国人探索国民治国的道路不可谓不漫长,1935年建成的国民大会堂似乎是最接近这个理想的地方,但熊熊战火很快打断了这一进程。其间发生的事情与其建造初衷想去甚远。

南京国民大会堂

每到华灯初上时,“1912”社区就热闹起来,这是南京市最新兴起的一处休闲酒吧区。这个由17幢仿民国风格建筑及一些广场组成的社区,是南京时尚人群消磨夜生活的地方。而就在这个社区不远处,则是真正民国建筑群,被“L”型社区环绕的是“总统府”,而“总统府”往西不到200米,则是国民大会堂,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

与酒吧区喧嚣热闹的气氛相对照的是,这里的氛围冷清肃穆,夜色中,青灰色的国民大会堂外表更显冷峻硬朗,这是一座典型的民国时期建筑,掺杂着中西合璧的风格。建筑立面是西方近代建筑常用的勒脚、墙身、檐部三段划分,而檐口和门窗却是传统的民族元素。这种融合中西的风格使得这栋建成于1936年的建筑,在经历了70多年风雨沧桑之后,仍然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与其建筑风格相同,这栋建筑修建的目的同样是想融合中西——将西方的议会政治改造为中国特色的国民大会,但显然,这个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成为消散在历史时空中的烟尘往事。

蓝图上的大厦

算起来,南京国民大会堂,并不是中国人为宪政而建的第一栋建筑。

早在1908年9月1日,清帝宣告中外,预备立宪。11月7日庆亲王等上奏,提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但谈到司职立法的议会时,他又埋下了伏笔,“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拟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

清政府当然明白,作为传统体制的异己力量,议会一旦出现,必将对皇权产生极大的束缚,但在全国上下“早开国会”的压力下,这个东方最大的帝制国家不得不考虑为这个异己修建一栋大厦。

“议会之建筑,实为议会成立以前所不可少之准备。东西立宪各国,议院之制皆闳敞精丽,经营数年而后成。现设资政院既为上下议院之基础,则其规则自应按照各国议院定式先事筹备,以免临时竭蹶之虞。”

1909年,他们选定了德国建筑师罗克格来作为新大厦的设计师。在罗克格的蓝图中,资政院大厦高四层,中部为议院大厅,右侧为参议院,左侧为众议院,上面覆有穹顶,同下部柱廊相配,庄重华丽。

新大厦1910年开工,地址在北京内城东隅古观象台西北、贡院旧址。但这栋大厦修建到刚刚露出地面1米,清王朝就垮台了。

如果说,中国人第一栋议会大厦是由于皇族们的犹豫不决,而最终被革命风暴所吞没的话,那么于1913年修建的国会议场则完全是被沆瀣一气的政客们摧毁的。

1912年,北京临时政府开始修建国会。参议院是利用原法律学堂的旧有建筑,而众议院则仍聘请罗克格设计修建。1913年,“青砖建造,平面为方形,高三层,楼上314个座位,楼下674个座位”的国会议场建成。

但还没等这个国会议场召开它的第一次会议,就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杀事件。于是民初的议会政治又演变成一场战争。虽然在随后的日子里,在这里选举了出总统,在这里制定出了宪法,但这个建筑从来就没能树立起自己的应该有的威严,称帝、复辟、贿选……一幕幕闹剧让国人逐渐对议会政治丧失信心。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描述这个会场带有的悲剧性色彩:“随着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

中西合璧

国民会场的失败,被归结为议会这种代议制政治的失败。于是改造议会制,由民众直接行使民权,成为各方政治人物倡导的新理念。

1924年,孙中山在他的《建国大纲》中提出,设立国民大会来改造代议制的政治架构,在这个构架中,国民大会由各县选出一个代表组成,它是民众在中央一级代行直接民权的机关,“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于是,这种融合中西,杂糅“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构想被国民党会议通过后,成为整个党派的意志。

尽管孙中山试图用国民大会的形式来加强民权,但他依然相信中国民众并没真正的自治能力。于是他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来完成自己的构想,而这也成为1928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一再拖延宪政的借口。

就是在“训政”的口号下,国民党的党权替代了孙中山极力伸张的民权,“蒋介石元帅上周再次当选中国主席——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他们没有投票——而是由南京的国民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1931年6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新元首”的报道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国家政权运作的所有奥秘。

美国一位外交官更是在1934年直言不讳地说:“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我没有来南京)我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到了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政府的活动。”

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内外的反对派开始用“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和及早召开“国民大会”来抗衡这种愈演愈烈的独裁趋势。尤其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就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之职后,更是极力推动制宪,倡议召开国民大会。于是在南京修建一座国民大会堂,以备国民大会之需被提上议事日程。

民国的宪政步伐开始艰难启动:1933年1月,立法院组织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1934年2月23日,立法院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1934年10月16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一次三读通过;1935年10月17日,国民党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审核宪法草案;10月25日,立法院第二次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热衷立宪的法学家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制宪进度,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命运多舛的国民大会难以召开,不仅仅只是碍于独裁的阻力,还有其本身制度设计上的致命问题。作为试图融合中西,博采众长的宪政方案,在实际操作中却左右为难。如果将其视作代表民意行使民权的集会议事机关,两千多个代表,规模太过庞大,难以正常行使职权。但如果将此看作是直接民权的代表,其人数又太少,缺乏代表性,反而不如直接全民选举。

宪法草案一推再推,国民大会的方案也是一改再改。试图融合中西的方案,最后却变成了不中不西的杂交产物。

与这些法案有所不同,国民大会堂的建设却是进展神速。1935年9月,建设国民大会堂的提议获得通过,11月20日即完成招标。十日之内,工程就开始动工。大会堂的设计是由留学柏林高等工业学院的工学博士上海人奚福泉完成的。在设计中,奚福泉结合西方现代建筑的构图和材料,并在建筑内外大量使用中国传统建筑的纹饰进行装饰。这使得大会堂既不同于传统帝都建筑的宏大铺排,又不同于近代早期的简单模仿洋式风格,而是显示出中西合璧的“新民族主义”建筑风格。

1936年5月5日,一再难产的《宪法草案》终于正式对外公布。也就在同一天,国民大会堂举行正式竣工典礼,这座会堂从开建到完工,用时仅6个月。

大会堂

新完工的大会堂坐北朝南,左右对称。主体建筑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中区高耸,两侧呈直线展开作对称造型,体块简洁,一排排玻璃窗直贯上下两层,虚实对比生出韵律感。三门并立,雨棚前伸遮护踏道,檐口、门窗、雨棚、门厅,用中国传统纹样装饰。既具现代感,又具有民族风格。

大会堂内分前厅、剧场、表演台三部分,建筑面积5100平方米,楼上下共设有一千五百多个席位。堂内制冷、供暖、通风、消防、盥洗、卫生等设施齐全。更值得一提的是,大会堂内还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投票表决系统。

按照之前公布的时间表,1936年10月10日前,应该完成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1月12日就应该召开国民大会。这座新会堂显然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

但是国大代表的选举过程却又开始出现波折。先是由于中日关系紧张,华北地区的国大代表迟迟未能选出,继而在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大会再次延期。1937年2月2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议决,定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还没等到会议召开,“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国民大会遂成泡影。

如果将国民大会堂的命运归结为生不逢时,总被中日关系干扰也并不公平。“独裁者(Dictator)”,1936年1月24日的《时代》周刊用这一专用名词称呼其封面人物之一——蒋介石,这个称呼是恰如其分的——作为这个国家实际权力的操控者,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想让这个国民大会堂发挥过作用。《剑桥中华民国史》也评价说,“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政治职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政权与蒋介石对待限制其权力的民意机关的惟一的不同点只在于,一个没能完成大厦,而一个建造了大厦。

十年之变

国民大会堂真正召开它的第一次会议,是在1946年。此时距离大会堂完工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当年11月15日国大正式召开,1381名代表出席会议,这些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十年前选举的旧代表,再聚首已是万千沧桑。

但这第一届国大会议从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当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新宪法。为确保国大的公平民主,中共和民盟提出国大代表应进行适当调整。经各方协商,决定原选举的一千二百名代表继续有效,取消当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台湾、东北收复区代表一百五十名,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总计二千零五十名。鉴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各党派代表经分配后,由各党派自行提出,计国民党二百二十名,共产党一百九十名,民盟一百二十名,青年党一百名,社会贤达七十名。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后,始能召开。

但历史并没有给国民大会堂以和平开幕的机会。不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在军队占领张家口的当日,正式下令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则断然拒绝参加。而在此会议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当然也就未能被这两个党派所承认。

如果说国民大会堂的第一次会议带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它的第二次会议,就完全成为了一出闹剧。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行宪国大”在国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主题中心议题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此时国民党内部早已是矛盾重重,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会前,天津一个“民选”代表,甚至抬着棺材到国民大会堂门口,声称“不进会场就进棺材”。

1935年出生在南京的黄肖耆,父亲当年是“国民大会交通组干事”。他依然记得有一天,父亲提前从大会堂下班,腋下夹着一个纸卷。展开来看,原来是一副“国大代表”爱新觉罗.溥儒的草书,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几个字的确反映了所有代表的心思。也就是在“国大会议”的同一个月,毛泽东已经对外宣布,国民党军队只在华中的两个地区保持主动权,而在其他地方全是被动挨打。毛泽东并说,“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

黄肖耆还记得当年自己进入国民大会堂参观的情景,数以千计(3400多张)的座席背后设有3个按钮表决器,用地下电缆直连到主席台两侧的显示器上,“我们开了个大眼界,好似进了万花筒一般,连说好玩有趣!”

就是用这个表决器,一共有2430名代表(出席代表2734人)毫无悬念地将票投给了蒋介石,国民大会堂选举出了它完工以来的第一位“总统”,也是最后一位“总统”。

沧桑

1949年5月1日,国民大会堂又一次召开会议。但这次会议的主角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代表以及共产党在南京的地下党员在此举行了会师大典。此次会议用了约五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才结束。

就在这次会议之前,大会堂门口上方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书的“国民大会堂”几个字,被改为“人民大会堂”。简单的一字之变,却包含着历史的沧桑。

杨尔雄1953年进入大会堂工作,直到2003年退休。在这个“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有资格能进入”的地方,他和大会堂一样经历过共和国的风风雨雨。

在这个会堂兼剧场的地方,1954年南京军区驻宁校尉军官们曾在这里举行授衔仪式,赵燕侠曾主演过《大明英烈》,英国蓝伯特芭蕾舞团艺术家表演过《睡美人》,梅兰芳曾率团公演过《贵妃醉酒》……

给杨尔雄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毛泽东每次来南京在大会堂开会的场景。每次开会,“里面气氛热得鸡蛋都能捂熟”,“三反五反”时,一到点名,被叫到的人“腿颤抖啊,站也站不稳。”而会议一结束,“许多人都冲上去抢毛主席用过的杯子、勺子以及筷子。”

文革时,大会堂里几卡车的历史资料,都被拉走,“《国大实录》都化为了纸浆。”大会堂里本有几幅蒋介石的戎装画像,以及蒋和宋美龄的合影,因为怕出问题,但又不敢完全销毁,怕被说是毁坏文物,杨尔雄只能想了个折中的方法,“把蒋介石的头割了,把夫妻俩的合影从中间划开。”

1987年,台湾作家白先勇回大陆参观,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曾亲身经历过1948年“国大会议”的喧嚣场景。当他再次走进这里时,感慨万千,“大会堂中一片静悄,三千个座位都空在那里,一瞬间,历史竟走了天旋地转的三十九年。”

高仰止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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