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万历帝误汉家江山

1563年9月4日，朱翊钧生。

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死，十岁的朱翊钧登基做皇帝，是为明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张居正死后，万历卅年不理朝政

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将军政大事全交张居正主持，实行了一条鞭法等改革，使社会经济大发展，是为“万历中兴”。但“帝师”张居正死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上疏攻击、诬陷之，朱翊钧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还查抄张家。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又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

从1589年，朱翊钧不再出现，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枢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赓被朱翊钧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

矿税恶政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激化民变，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

万历三大征

虽然朱翊钧在内政行为可谓荒唐，但是军事上，由于边将干练，仍然保持相当的强大。平定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宁夏之役、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都获得胜利，武功不错。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经此三次战役后，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女真兴盛

但万历晚年，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兴起，成为日后中原帝国的隐患。

1619年，辽东军区司令官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辽东局势扭转。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硃批”都已经完全停止，即使军事科技领先当代、农业技术明显优于前朝，但是明朝行政已长年陷于瘫痪。

朱翊钧在萨尔浒之战的次年（1620年）逝世，葬于定陵。

评价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赵翼《廿二史札记· 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 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 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阎崇年评价明神宗时，用了“六做”、“六不做”概括。

“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

“六做”：

第一，沉湎酒色。

第二，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就是皇帝的私库。

第三，乱封滥赠。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400万亩田，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200万亩田。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

第四，肆意挥霍。《明史·食货志》记载：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3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而万历初年，年国库收入才只有400万两。

第五，大兴土木。

第六，胡作非为。有的书说他爱“吸大烟”，有的书说他玩“娈童”。据说当时宫中有“十俊”，就是十个聪明俊秀的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起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