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德国人民有罪！

托马斯·曼1955年8月12日因动脉硬化症在瑞士苏黎世医院逝世，享年80岁。

托马斯·曼

曼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著作甚丰，如《布登勃洛克家族》，《威尼斯之死》，《魔山》，《约瑟夫四部曲》等。这里不多说他的创作和生活（有兴趣者可去书店买他的作品和传记），主要谈谈他一生对纳粹的鲜明态度，以彰显一个伟大作家应有的人文态度，并区别于国内大批没有意识形态或附庸于意识形态的伪作家们。

民族主义时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很多德国作家还都是民族主义者，如阿尔弗莱德·克尔、罗伯特·穆齐尔、理查·戴麦尔、豪普特曼，以及托马斯·曼自己。曼认为战争战争可以摧毁世界上“最可恶的警察国家”沙皇俄国，因此是必要的。他也为军国主义辩护过。托马斯·曼深受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影响，充满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想，把战争看成是某种精神的净化、解放和希望，认为战争可以保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谁要是指望为了所谓人道、理性或英国那一套东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该从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他就是犯罪。”而当时斯蒂芬·茨威格、赫尔曼·黑塞、施尼茨勒和罗曼·罗兰都是反战的。曼的哥哥也反战，为此两兄弟几乎绝交了。

共和主义、人文主义时期

战争的失败使托马斯·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此时他认为，民主与人文主义是统一的，如果人们要遵循人文主义，就要学会人与人之间民主地相处。对于自己过去的反理性主义，他感到一生的“罪过、负债与责任”。

他从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个人主义者转向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1922年，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年轻民族主义分子杀害，这个事件使他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共和与民主，并发表演讲谴责“感伤蒙昧主义从事的恐怖活动”，指出“未来的思想是人性、博爱”，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称自己的政治活动是想要把青年人“争取到共和国，争取到被称之为民主，以及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一边来。”对此，那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骂他背叛了德意志。

战斗时期

1930年大选，纳粹一跃成为得票率奇高的党派。托马斯·曼一直不赞同这种煽动性的政治势力，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了被称为“德意志致词”的讲话，称纳粹主义领导者是“怪癖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是罕见的粗鲁”，“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颂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 他质问是否“纳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种低级的，纯种的，思想单纯的，脚后跟行军中啪啪作响的，幼稚听话的，激情荡漾的真诚；这种高度的全民族的单一化在一个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文化民族里，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实现。”

画家Vaclav Zeman笔下的托马斯·曼

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参与提名被关押的德国记者奥西爱茨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被指责为有违作家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反讽精神。对此，曼的回答是：“一个纯文学的捍卫者应该为他自己感到可怜”。“当代文化环境的政治斗争”比所有文学作品要来得更加重要、关键和有价值。

希特勒的经济奇迹使德国人民不在乎个人自由遭到剥夺，生活和工作遭到管制。逐渐地，德国人只有爱政府的自由，没有反政府的权利了。

向纳粹与德国人民开骂

目睹理性知识分子日益受到排挤、迫害，目睹曾受良好教育的德国青年在大街上跟随纳粹焚烧书籍，作为德国贵族礼仪的典范，这位语言大师开始采用了谩骂的形式。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开始频繁出现“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蒙昧主义的痴呆”、“奴隶的劣根性”这些词，他用足了全部带有侮辱性的字眼，对纳粹德国及其人民“开骂”了。

他在通信中写道：“德国人民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相反认为自由是一种可以完全忽视的形式。尽管遇到残酷的幻灭，在新的恐怖的制约下，他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的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 ”他把这种只有国家概念，没有人的概念的现象看做是一个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败。他甚至认为野蛮的德国已经不配称作“国家”，而应当称为“白痴野战营地”。

1936年，托马斯·曼终于从私人书信转向公开表达：“对人类、道德及审美的无数观察让我确信，现在的德国政权对德国和世界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同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同时纳粹还剥夺了托马斯·曼于1919年被波恩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谓。他声明不承认那个“占据在德国土地上的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当时的德国“没有思想，却又反对思想，反对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东西，反对自由、真理和正义”。

我就是德国

1938年2月，他流亡到美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慨然称“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

在1945年《德国和德国人》的演讲中，托马斯·曼指出：“德意志从来没有过成功的革命，没学会将民族这个概念与自由的概念统一起来。”

当战后德国几家报纸推荐托马斯·曼当任第一位联邦德国的总统时，他拒绝了。战后，托马斯·曼始终不肯返回德国。在他的公开信中“我为什么不回德国？”他提出了德国人有集体罪的观点。多年之后，托马斯·曼才愿意跟他的德国同胞重新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