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义和团”最后走上维新的道路

特稿

笔杆子决战枪杆子

——读史琐谈中日知识分子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日奸”伊藤博文的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马关海峡。

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因退潮而下锚，等候夜潮到来。天色渐暗，两艘帆船悄悄驶近美国船，突然开炮。这是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奉命进攻“夷船”，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 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彭布罗克号”猝不及防，只好砍断锚链仓皇而逃。随后几天，法国军舰“建昌号”（Kien-Chang）、荷兰军舰“梅杜萨号”（Medusa）也先后受到炮击。西方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愤怒的日本。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和法国海军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报复，长州藩幼稚的海军受到重创，炮台严重被毁。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撼了长州各界，农民、町人也纷纷被武装起来，等级被进一步打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队”（与正规军“正兵”相对而言）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与此同时，日本另一大藩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激烈冲突，史称萨英战争。萨摩藩在英军的优势军事力量面前大败，被迫签署和约。随后，以会津、萨摩两藩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派”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内战爆发。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次年（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 “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斡旋

伊藤与井上在途中花了三个月时间，于6月10日回到横滨。在英国公使馆朋友的帮助下，拜见了英国公使阿尔托克。两人通过英国公使说服了四国暂停军事行动，留出时间供他们前往长州藩斡旋。

英国公使问他们，如果难以说服长州藩，他们两人将如何自处？是否继续回到英国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国公使大吃一惊：“不，那样的话我们将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在疆场！”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切陈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暗杀他们的风声越来越紧，长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给他们送钱，通知他们赶紧出洋躲避。两人谢绝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 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崇文抑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根据他在《游清五录》中的记载，他到书店去购买陈化成（抗英名将）、林则徐兵书，店主却向他推荐《佩文韵府》。高杉道：“《佩文韵府》等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林文忠公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号称知兵，于是两人笔谈起来。高杉问：“贵邦与俄罗斯和亲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罗斯国，在鄙国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饷之举，和亲之说，想是齐东野人语耳。”

高杉不仅嘲讽道：“口唱圣贤之语，身为夷狄之所役，齐东野人。真齐东野人耶，呜呼！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可叹可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因此作诗道：“临敌练磨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蛮樯林立穿云处，独扶宝刀对日明。”

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