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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蒋经国已步入生命的最后时光。也许，这位政治强人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便在这一年解除了报禁。此前一年，台湾解除了“戒严令”。从此，台湾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根据国民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
从此，台湾进入战时军事体制，传媒受限的情况尤为严峻。当时国民党政府将新闻用纸视为“战略物资”，不准民间人士任意购买。连电影胶片、摄影胶卷都是战略物资，私自购买相关物品，会被视为意图叛乱。
当时，能够在台湾取得办报资格的人，无不与国民党中央有着密切联系，而在台湾地区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两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老板余纪忠和王惕吾，更是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列。
通常，报纸只能出“三大张”，还要受到层层审查：警备总部、调查局、国民党文工会和军队政工系统。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可以任意上门调查记者采访情况，质问记者为什么要与“党外”人物走动，看到不满意的文章，可以直接去报社调阅稿件，通过笔迹对比来检查谁是稿件写作者。
现任《自由时报》副社长俞国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有天晚上，几个同事到我家打麻将，因为听到搓牌的声音，好几个警察敲门盘问。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事，但一位同事当场吓得晕倒。这是当时普遍的心理压力，害怕警总来抓人。”
直到1987年解严，当年接任自立晚报总编辑的李永得，依旧感受到肃杀气氛。当时他写了一篇名为《军人气慨？》的社论，批评参谋总长郝柏村任期过长破坏制度、郝柏村不当发言是军事统治的前兆。“之后连续两个礼拜，每天都接到两个麻袋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飞来。全是‘国防部’发动国军官兵寄的。每张明信片内容都差不多，说我们是‘匪报’、说我们污蔑国军官兵，60万大军绝对不能接受。”
戒严时期的台湾报纸生态，常被今天的台湾学者批判为“侍从报业”结构，即报业只是党国威权体制的文化控制工具，报老板则是维护政权利益与安定的执行者。
余纪忠、王惕吾一手打造两大报家族企业，无疑是戒严时期最成功、也最受争议的媒体巨人。在两大报新闻工作者眼中，他们的角色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加复杂与深刻。
余纪忠后来在国民党保守派压力下，面临无法汇出500万美元给美洲中国时报的困境。他为了拿掉《时报杂志》一项敏感的座谈会纪录，气得拍桌子对负责时报杂志编务的爱将王健壮说：“你的好朋友连米都没办法下锅，你还在这里讲个人理想，讲你的坚持、你的期待，你有没有替这些好朋友想一想？”王健壮因此辞职，但余纪忠最后仍被迫宣布美洲中时停刊。
现任联合报总主笔黄年在两大报系都曾工作过。他认为，王惕吾和余纪忠在那个年代都有他们的局限，但也有他们的本事，并不容易。“那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代，大家都在揣摩蒋经国的底线在哪里。”
余王两位老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今天台湾的报业已经发生了巨变。解严之后，从“文人办报”转型为“商业办报”。
在此风潮下，岛内媒体不论报道内容还是编辑手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杂志方面，《壹周刊》登台前，岛内杂志已预先“壹周刊化”。
报纸方面，香港传媒《苹果日报》大举登台，事前该报运用娴熟的市场行销手法，延续姊妹产品《壹周刊》的口碑，塑造了未上市先轰动的气势，重重地冲击“后余纪忠时代”的台湾报业生态，导引《中国时报》、《联合报》采取降价行动。台湾《苹果日报》出刊后的编辑走向如同预期，仿效了香港母报的版面规划，开创了膻色腥时代。
在电视媒体领域，由于新闻竞争日趋激烈，SNG联机采访方式盛行，以及电视谈话节目的风行，使得电子媒体开始一窝蜂追逐“八卦新闻”。
一切以商业利益为诉求，社会责任自然受到忽略。
当年曾经共同在“党外”杂志工作的徐璐和杨渡就是一个例子。在为《大地生活》编辑一期名为“三十年的政治犯”专题时，杨渡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期了。为了能够传播自己的声音，杨渡他们专门重做了版型，留给司马文武的《八十年代》，万一自己的杂志被查禁，好歹还有友刊能继续发声。
戒严时期看似立场一致的新闻工作者，解严后分道扬镳投入不同阵营。这种现象更加证明，当年所有进步社会力量（包括新闻工作者）只是基于对抗威权体制而形成松散的“反国民党大联盟”，等到威权体制解体，统独、蓝绿党派对立成为主要社会矛盾，将人们卷入新的社会矛盾，他们的差异也才更加清楚地浮现出来。（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第17期作者默少克）
(本文来源：解放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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