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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李梓
汶川地震中及时的信息披露，会成为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的典范吗
“当13日早晨，我看到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时，就觉得应该马上去银行捐款和献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李黎说。随即，她把自己的MSN签名改成了这句话，并呼吁所有人应该立即行动起来。
单在一场灾难中强调数字的惊人，也许显得冰冷，但是如果这个数字是即时的，则能激发出更多人的行动和奉献。13日下午，成都市的血库血浆饱和，还有许多人做了预约登记，此外，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街头，持续数日出现了排队献血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实属罕见。
及时的信息还意味着稳定，在汶川大地震后的当晚以及数日之内，在北京、成都等地传出各种“今晚要地震”的假消息，多数消息都能在传播开的几小时内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和驳斥，也因此未造成新的恐慌。
汶川地震，是新中国除唐山地震之外的又一次大地震，更是第一场在灾难中即时播发伤亡信息的大型自然灾害，而国人有序稳定的赈灾行动，以及对政府反应的盛赞，也证明了国民对这种信息及时公开制度的支持。
作为国家秘密的灾情
中国政府长时间以来，一直将自然灾害的受害人数列入国家秘密范畴，在民政部下发的《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明确将“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列入“秘密事项”，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废止。
由于得不到直接的信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的救灾力度一直持否定态度。迄今为止，仍然有不少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怀疑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政府所公布的24万人。《华尔街日报》在近期的一篇报道中，赞扬汶川地震中国政府行动迅速，并以唐山大地震为反面例子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由于政府隐瞒灾害严重程度和救援不力导致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许多亲历唐山大地震的人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中国著名播客(视频分享)平客并不觉得这一次政府的速度快过以往，他说：“唐山大地震后第二天晚上，我就喝上了解放军送来的牛奶。”
在国家遇到重大灾难时，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并大规模调度军队抢险救灾，这可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一贯做法，这可以追溯到1966年邢台地震，当时周总理3次奔赴邢台灾区，人们同时也还记得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站在危险的河堤上发表抗洪救灾的讲话，以及这一次，温家宝总理在地震发生后3个小时到达灾区。
然而，因为对死亡人数以及灾情相关情况的保密，救灾努力往往不为外界所知，除了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疑问外，这种制度也引发不必要的灾害恐慌，并延误救灾事宜，在2003年“SARS”爆发的春天，终于迎来了对这种制度的彻底质疑并最终导致它的终结。
一场被彻底保密的大地震
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现代发生的大地震的排名，甚至国家地震局网站上的部分信息都是错误的。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地震活跃期是1966～1976年，其中唐山大地震为人类400年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大地震，强度为7.8级。中国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写道：1966年发生的邢台地震为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大地震，共死亡8064人。
实际上，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中国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大地震应该是1970年1月5日凌晨发生的云南通海大地震，震级与汶川大地震相同，为7.8级，死亡人数高达15621人，可这场地震因为发生在特殊年代，其相关情况一直被保密，从而成为一场与公众绝缘的灾难。
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收集关于这场地震的史料，他曾经向多位指挥通海大地震的领导询问当年救灾中如何对资料进行保密。一位原昆明军区的领导告诉他说：“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所以，即使身为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地震的具体伤亡情况。不过，虽然如此，解放军进入灾区速度仍然非常快，地震后昆明军区成立了救灾指挥部，通海距离昆明市有100多公里，地震是夜里1点发生的，解放军在后半夜就到了。
除此以外，当时的地震级数公布也非常特殊，通海大地震的地震级数有3个数字，在大地震发生两天后，新华社发布了一条语焉不详的报道，其中公布的地震级数为7级，据说，这个数字是由中央核定的。在1982年所立的通海大地震纪念碑上，所写的级数为7.7级，而在相关地震论文里，则7.7和7.8都有。杨家荣说：“这主要由具体的小数点的取舍造成，准确地说，这场地震应该是7.78级，按照四舍五入，应该是7.8才准确。有关部门可能说觉得地震级数，说低一点是一点，美国对这场地震所报的级数也是7.8级。”关于小数点的纷争，在以后的若干次地震中，都可以见到。
在通海大地震中，还对新闻纪录进行了限制，救灾指挥部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而且只能拍物，不能拍人。这些规定，在后面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唐山大地震以及70年代的所有地震的现场图片，都只有地震的场景，却没有死者以及救灾的人的照片。
在通海大地震发生后，由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中国政府当时拒绝外援。而云南当地政府也认为，按照人定胜天的思想进行救灾，因此，坚决自立更生，对国内也不提倡援助，只收慰问信、毛主席语录和像章，其他物资退回。最后收到的东西包括：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10多万封慰问信，而钱和物资则少得可怜。杨家荣说：“这种现象有它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不好简单评价，而从实际情况上讲，政府以当时的条件，救灾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春耕并没有落下，那一年的收成还不错。”
迟到的新闻与立碑纪事
在保密的条例下，并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规定，这些信息应该什么时候解密，并由谁来负责公布，因此，每一个秘密的数据得以公布，都必须等待一个契机。
唐山大地震在震后三年才披露死亡人数，作为一个典型的“迟到新闻”案例，被放在美国的新闻学教材里进行批判。而这个迟来的报道，也是记者经过一番努力才争取到的。
这一新闻的作者徐学江，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回忆说：“1979年11月17日在大连召开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我是应邀参加会议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我抓紧时间很快写好稿件，送给大会秘书长审核。为了说服他同意发这篇稿件，我陈述了几条理由：一、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三年多，伤亡人数至今没公布，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再不公布将更加被动；二、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三、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新闻是从地震会议上获悉的，报道出去比较自然，不需要官方在事隔几年后向外界特别宣布。我的道理基本上说服了秘书长，但他有点犹豫。我看得出，他是想把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的负责人。我说，一定要今天发，因为新闻讲时效。”
徐学江感概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唐山大地震说不定也像通海大地震那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公布死亡人数。”
而1970年发生的通海大地震，与唐山大地震的情况更不一样，它发生在相对闭塞的边疆地区，并未引起那么多的人关注，在震后一直没有进行人员伤亡统计，虽然震级相当高，但许多人认为，边疆地广人稀，应该不会有多少人员伤亡。
这种推测直到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此次调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因为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另一个是因为一个世界级的地震研讨会即将在昆明召开。统计出来的数据，除了上报民政部以外，通海县人民政府还特别在当地著名的风景点秀山公园立了一块“通海地震纪事碑”，上面镌刻了这次地震的震级，波及范围，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等情况。在当时，这就等于是政府第一次披露有关通海地震的信息。立碑在当时是震惊四方的大事，许多群众赶远路特地来看这块碑，从而第一次知道了通海大地震的准确情况。
立碑在通海地震中，是一个特殊的记录方式。在1975年，地处震中的高大公社五街村立了第一块“地震历史记载碑”，上面有“为给后辈知此事，留下碑文万古存”的话，详细记录了该村的伤亡损失情况：“……因灾情严重，本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占总人口的32.5%，伤者无数；牲畜死亡2／3以上……”
1990年，通海县另一个曾严重受损的村庄，秀山镇六一村，在一些老年人的倡导下，立下了又一块地震纪事碑。在此次地震波及的临近几个县，据说也有类似的碑文存在。
2000年1月5日，通海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由通海县政府策划了一次纪念活动，并邀请了许多媒体记者参加，许多人在这一年才开始读到通海作家杨家荣撰写的《通海大地震30年祭》，第一次了解到这场大地震的信息。与唐山大地震相比，这才是真正的迟到的新闻。
SARS，公众的等待与焦灼
2003年的春天，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一直在通过他的各种“关系”，寻找一种病毒的样本，这种来势凶猛的病毒当时已经被官方宣布在广东地区得到控制，但实际上它已经逃出了广东，并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经过足足两个月的循环，杨焕明终于得到了一个样本，用他的话来说就像“偷”来的一样。有了样本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用了36小时，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
“为了公众利益的保密”，这个理由足以让一个部长毫无心理障碍地说谎，哪怕它阻隔了公众与他们所希望了解的真相，并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它极大地浪费了中国的公共资源，耽误了隔离和诊治疫情的时间。在SARS之后，《财经》杂志作了一个专题，叫做《SARS必须改变中国》，包括周瑞金、吴敬琏、王元化等著名专家纷纷撰文，强调信息公开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也正是这一场疫情，彻底让公众与政府了解到，透明的信息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有效管理是多么的重要。
2003年6月9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例草案结束了在中央各部委求意见的程序，进入修改阶段。这个条例于2002年12月27日完成起草工作，而那时候，也正是中国人开始进入对“SARS”的疑惑和恐慌的时候。 2005年9月22日，国家保密局宣布，因自然灾害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再作为国家秘密的事项，同时民政部宣布，《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相关规定废止，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2007年4月5日，《条例》正式出台，并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
与以往相比，汶川地震无论政府的救灾速度、公民的参与热情，还是信息的披露速度，都表现出了全新的姿态。地处灾区的四川、重庆等地的电视台，暂停了娱乐节目，几乎全天候播报地震信息，政府也极大地公开了灾害相关信息，为公众了解和参与抗震救灾提供了足够的渠道。无数的中国人，为他们在一场国家灾难中不再充当看客，而是能够直接参与抗震救灾而感到欣慰，年长者为年轻一代的成熟表现而欣慰，民众为政府的快速反应而感到欣慰，而政府也许也为民众的这种热情而欣慰。
汶川地震，距离《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只有12天。在这12天里，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有公民利用这一新的条例进行维权，要求政府依法进行信息披露的案例，这其中包括包头空难赔偿案与阜阳EV71病毒(手口足病)等事件。而各地政府的准备与表现，可以用《条例》的起草人、人大法学教授莫于川教授的话来总结：参差不齐。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的汶川抗震救灾，也许能给各级政府做出一个示范，并通过其正面效应，为这一对中国政府施政方式影响巨大的法规的推广实施，起到强心剂的作用。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李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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