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新税制风波”薄一波遭毛泽东痛批

全国财经会议集中批判新税制与薄一波

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克服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违背总路线的思想认识问题，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与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即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都没有深入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原定开半个月，结果却开了足足两个月。在这次会议上，薄一波就新税制问题进行了检讨。而高岗、饶漱石准备借机发难，大搞“批薄射刘”，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使会议偏离了方向。

会议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并大放厥词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高岗要陶铸放头炮，遭到拒绝。高岗在与会代表中散布消息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高岗利用中央批评财经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机会，施展阴谋活动，散布这次财经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并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上线为“两条路线斗争”。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会议每天进行的情况，都是由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情况了如指掌。7月13日清晨，薄一波接到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一波同志：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周恩来七月十二日夜”。

7月13日下午，薄一波在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检查。他在发言中指出：“我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应当承担这次修正税制工作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好在新税制执行的时间仅半年，许多问题一暴露出来就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直至停止执行。当然，也应当看到，新税制确实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

由于薄一波对新税制持肯定态度，他立即成为与会代表批评的主要目标。从7月14日到7月25日，连续召开了8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了批评。与会代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8月1日，薄一波再次作了检讨，但还是过不了关，导致会议无法作出结论，也就无法结束。薄一波已经意识到，高、饶是借攻击自己来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他决心不再多说一句话，拒绝了作第三次检查的要求。毛泽东听说后指出：“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毛泽东并未因新税制而对薄一波失去信任

鉴于会议的不正常现象，毛泽东指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注：陈、邓当时在外地），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7月27日，陈云回到北京。8月3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当日即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6月底，陈云在北戴河同有关同志谈到全国财经会议的情况时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平等’，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陈云还补充说：“去年11月，我在搞五年计划，要帮高岗同志搞出草案，这件事曾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工作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新税制问题一波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这样说，是不是我毫无责任呢？不是的。对新税制错误，我仍然有责任。说多了也不必要，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1950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他们。”

针对这次财经会议上有人说中财委存在着两条路线，陈云表示反对。他说：“一波同志在中财委做了很多事，即令是事务，也是工作，如果没有人挡住事务，中财委工作是不行的。”“同志们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上个别不同意见不能说没有，这些意见也不能说我件件对，一波件件不对。我不能说有两条路线，也不能冒充我是正确的。”

薄一波事后回忆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陈云、邓小平虽然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段，但他们的发言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对会议的结论也比较好作了。陈云、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扭转了会议方向。

在会议气氛逐渐好转的情况下，8月9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讨论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讲话稿。毛泽东特意通知本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一波来参加这次会议。中央政治局讨论并修改了周恩来所作的会议结论报告。此前，毛泽东曾对结论有关段落进行多次修改，其中加写了他概括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并在引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第四段论述，即“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止和反限止斗争”的内容之后，加写了“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把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处，都删去了“带路线性”4个字，同时明确指出：“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8月11日晚，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会议作结论报告，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这个结论虽然删掉了“带路线性”的表述，但同时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认为“修正税制实施的结果，使税负公重于私，工重于商，打击了工业，特别是落后工业，帮助了私营商业，特别是大批发商，并使市场一度发生混乱，造成群众不满。这样，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是“离开了党的立场”，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是薄一波同志。在大家的批评、督促和帮助之下，薄一波同志进行了两次自我检讨的发言。在第二次发言中，薄一波同志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有进步的，但对于自己错误的根源还没有揭发出来。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这个总结报告既多次严肃地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又没有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上，因而无论对于高岗、饶漱石来说，还是对于薄一波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8月12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闭幕前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先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同时，毛泽东对薄一波进行了严厉批评，“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有人认为，这是建国之后首次将阶级斗争的理论引入党和政府的高层，将新税制这种属于经济工作范畴的问题扩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既不符合实际，又加剧了党内关系的紧张，不利于党内民主的实现。

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免除薄一波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仍留任中财委副主任。面临误解和批评，薄一波一时思想难以接受，产生了到下面工作的想法。毛泽东听说后召见了薄一波，对他说：“中央还需要你在中央工作，不能下去。” “受了批评，是不是有些想不通啊，想不通的还可以再想。你现在可去找一些同志谈一谈，找朱德、彭德怀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可以谈谈嘛！”薄一波表示：“两位老总那里，我一定去谈谈。”毛泽东最后鼓励说：“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到河北、山西进行了40天的调查研究，并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关于解放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以及华北地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等情况，并结合实际进一步分析、认识自己在财经工作方面发生的错误。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这个报告，几乎每行都画了线，并指示：“印发中央同志及有关财经部门党组阅看。”11月，毛泽东派人转达他的意思，认为薄一波的报告内容可取，要他在中央正在召开的第三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上讲一讲。薄一波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毛泽东对我的关怀、鼓励与帮助，让我终生难忘。”

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不久，高、饶问题被揭露出来，全国财经会议“批薄射刘”风波真相大白。1954年6月，毛泽东通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薄一波刚进门，毛泽东就对他说：“财经会议和会后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但是如果没有高饶反党集团的揭露，这些误会还是解除不了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好同志。”事实证明，毛泽东并未因新税制而对薄一波失去信任。1954年9月，薄一波任国家建委主任，1956年5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同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薄一波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称赞陈云、邓小平、薄一波、李先念4位副总理是“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新税制反映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命运

作为实行新税制的当事人，薄一波在回顾这件事时曾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说，新税制在修正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主要表现是：1.有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2.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致使2000多户被合理批准免缴批发营业税的专营批发商得到了一些便宜，工厂税负相应增加，个别商品也因实行新税制而提了价，以致在很短的时间里确实引起一些混乱；3.把《人民日报》原稿上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这句话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多余的，以不改为好。但是，“新税制确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

新税制从其出台开始就受到批判，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积极贯彻，它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面教材，也反映了私营经济的命运。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之中，提出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还批评了不同意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党内同志，说他们是民粹主义。毛泽东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就是5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1.国营经济；2. 合作社经济；3.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部“临时宪法”中，赋予了私营经济合法地位，打消了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者的疑虑与不安。

但在建国后不久，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首次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想，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这并未成为党的决议，仅限于党内高层知道，薄一波也许并不清楚。在毛泽东看来，公私问题涉及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问题，亦即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被贴上“公私一律平等”标签的新税制却还是继续沿着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前进，这与毛泽东的设想背道而驰，因而受到严厉批评。

到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批评了刘少奇的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上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为了扫清不利于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障碍，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党内高层开展一场公开的思想斗争以统一思想。借批评新税制之机，毛泽东在党内进行了一场教育活动，将全党的思想由新民主主义思想和政策转变到向社会主义过渡上来。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