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 不支持王洪文

据我的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文化大革命”，并付诸实施的领导人。

1977年12月2日，他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讲话，而是要看实践，用实践来检验分析。随后，他组建了一个小组，起草指导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这个名为《关于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是在胡耀邦具体指导下写成的。这个文件提出：要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他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学习，用十天时间学习讨论这个文件。

胡耀邦能够明确地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十年“文革”，这决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同时，他有较深的哲学修养，特别是牢牢地掌握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材料表明，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

（一）

1964年11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赴任前，中办主任嘱咐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那时，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农村进行。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实践。陕西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搞得很“左”。胡耀邦到陕西上任后，敏锐地发现，运动搞得很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被整死的有六七百人，基层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气氛紧张。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社员们生活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胡耀邦轻车简从，深入基层，直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见面，不到两个月，就跑遍了关中、陕南4个地区20多个县。他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对陕西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明确提出：“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满妹《思念依然无尽》第144页）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省委通知，特别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他大声疾呼：“所有干部都要钻研生产，学会生产，参加生产！”

发展生产力是农村的基本实践。胡耀邦鲜明地把“生产好不好”，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就是以实践标准作为检验、判断党的路线方政策和各项具体措施的标准。这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同“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的宗旨，是尖锐对立的。

（二）

1975年7月，胡耀邦被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中国科学院有直属研究院所93个，是中国科学技术人才荟萃之地，在“文革”中，又是重灾区，仅北京地区，170多位著名科学家中就有130多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在“牛棚”里。胡耀邦到科学院上任后，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秩序，让这个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迅速运转起来。

针对中国科学院一片荒漠、无人敢搞科研的惨象，胡耀邦响亮提出：“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没有成绩，那才是最大的错误。”（同上第194页）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很不寻常。

科学院，顾名思义，是搞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是科学院的基本实践。但在那个年代，任何单位的最重要的实践，只能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只能是搞“斗，斗，斗！”胡耀邦却敢于说，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是最大的错误。这是在科学研究领域坚持实践标准，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

（三）

1973年，在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要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对此，虽也有人表示拥护，但许多人都想不通。毛泽东要周恩来一个一个去做说服工作。一位被“说服”之后的同志到耀邦家来，问他赞成不赞成这件事。胡耀邦明确说：“我不赞成。”来人提醒说：“这可是毛主席的意思啊！”胡耀邦说：“毛主席的意思，我也不赞成。不能个人说了算，这是我们在党章上已经写清楚了的。谁能当接班人，要有实践的检验，要有全党和人民的拥护。”（同上第210页）在用人上，在挑选重要干部上，特别是在挑选领袖接班人上，坚持实践标准，非常重要，但在人治的环境下，也非常不容易，而且有风险。胡耀邦却不顾个人的得失安危，面对最高权威，鲜明地提出，“谁能当接班人，要有实践的检验”。这种以实践标准否定权力标准的勇气和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四）

大约是1977年的秋天，《理论动态》创办不久的时候，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在耀邦的办公室，很随意地交谈。有人突然向他提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耀邦回答：“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 他的话脱口而出，说明他早有考虑。他进一步向我们阐释：他老人家搞“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的。所谓“思想是光辉的”,这仅仅是指发动者的动机而言,这是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语言。他接着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内蒙古整“内人党”，整死那么多人！说农业连续十三年大丰收，哪有这回事？现在经济很困难。他一下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实践是错误的。他这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议论臧否“文化大革命”还是一个大禁区。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还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大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此之前，我对“文化大革命”虽有若干怀疑，但还不敢那么明确地否定“文革”。听了他的这个话，使我的思想得到很大的启发。耀邦的这个话表明，他早就以实践标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检验，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以上几个实例，生动说明，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而且，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在重大现实问题上坚持实践标准。胡耀邦坚持实践标准，不是坐而论道，都是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坚持党的原则，针对实践中的重大偏差，提出实践标准，坚持实践标准。

（二）面对政治权威坚持实践标准。胡耀邦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权力标准相碰撞，甚至顶着最高权威，提出实践标准，坚持实践标准，显示出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勇气。

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的事实说明，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啃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将会一辈子受用。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沈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