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诞辰100周年

傅雷（1908—1966） 文学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市南汇县（现南汇区）人。长子傅聪。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五卅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在国民党逮捕的威胁和恐吓之下，被寡母强迫避离乡下。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文化大革命”期间，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为纪念傅雷，发扬和传播傅雷文化与精神，2008年2月，上海市南汇区周浦八一中学更名为上海市傅雷中学。

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辑录为《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

傅雷夫妇死因真相：系自缢而死

发现了重大差错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娣，她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交给《报告文学》。但在发表之前，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因为我对其要作重大修改。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那天上午八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户籍警的回忆

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椅上。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人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

长宁分局治保科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当时，除了把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朱人秀来了，遗物是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出没风波里》叶永烈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