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恋》被严厉批判的未公映电影

2008-04-07 08:34:40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网友评论 0 点击查看
  •   1981年的夏天,邓小平召集过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对这部影片讲得很严厉,后来被胡乔木整理收录到《邓小平文集》里。从批判《苦恋》开始,作品和人就被等同起来的。如果作品被认为有问题,那么作者也有问题,一直带着这个框框来对待人。

白桦近照。摄影本报记者黄长怡

《太阳和人》海报,画家袁运生绘制,也是唯一一份样张。

约好早上九点的采访,八点半的时候,白桦打来电话:“我提前到了。”老先生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鸭舌帽,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进门来。他谈吐敏捷,思维清晰,看不出78岁的年纪,不过眉宇间有一层淡淡的忧虑神色。“我是个很乐观的人,现在反而不是那样乐观了,也许是年龄渐渐大了的缘故。”

剧本《苦恋》是白桦若干作品之一,当初创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这部实验性的电影诗寄予太高的期望,也没有意识到它将给自己的一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剧本拍成电影之后,白桦受到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严厉批判,最大的原因是这部电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爱你的国家,可是国家爱你吗?”这个剧本带给白桦沉重的磨难,但并非唯一的一部。在《苦恋》前后,他的另外几部作品也让他被批得厉害:“我这个人是一定会出问题的,这是必然的。一旦我从虚伪走向真实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个人的灾难。但是我必须走向真实。”白桦现在依然在“走向真实”的路上,写小说,写剧本,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前两年一天可以写一万字。”他说自己虽然不再乐观,但依然相信,“最终还是有一点希望的。”

“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南方都市报:电影剧本《苦恋》是你30年前的作品,到今天依然很多人记得它。

白桦:是的,关于《苦恋》,已经说过很多年了,当年的年轻演员都老了,当时的导演是刚刚担任导演的新人彭宁,他已经在前年去世。但是严格地说,这件事并没有说透。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作品的问题,涉及的领域很广。不少人以为他们知道,实际上他们并不太清楚。

凤凰卫视在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苦恋》的节目,采访了黄永玉。这个节目把他当作戏中主角的原型。但他只是在片头说了两三句比较抽象的话,基本概括了他想要表达的情愫。他说:“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某一个时期,让人感到悲凉,也让人感到遗憾。”说黄永玉是这个作品的原型,这个提法并不完全对。

南方都市报:实际不是这样吗?

白桦:“文革”最后的一年,黄永玉周围有些相知很深的朋友,大家的交往非常密切。所以我对他有比较多的了解。“文革”后的两三年间,我在北京为话剧《曙光》的演出作准备,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写《今夜星光灿烂》,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写《孔雀公主》。当时导演彭宁就提出请我写一部关于黄永玉的纪录片的脚本,我立即就答应了,连访问都没有做,就写了一个纪录片的脚本。这个脚本《路在他脚下延伸》很快就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严格说起来,这个作品没有故事,也不是一个传记片,全都是黄永玉平常和我们接触时谈到的一些事情,他的过去,他的观点,是按照一首电影诗来做的。写完以后,我给黄永玉全家读这个剧本,他们也为之动容。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房子。他们家住的房子还不到十平方米,没有桌子画画,就在墙上画。后来正打算由黄永玉自己来扮演自己,准备实拍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师长、前辈剧作家夏衍先生要看脚本,那时夏衍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由我朗诵,用当时时髦的盒式录音机录下来,请夏衍听。夏衍先生听了以后表示不太赞同拍纪录片。他说,让黄永玉自己来演是很滑稽的。他建议还是写个艺术片,不一定要写黄永玉,就是写一个艺术家。其实黄永玉本来倒是想过这个瘾,想自己来演的,结果我们还是尊重夏衍先生的意见,重新为一部艺术片作准备。

南方都市报:这个纪录片提纲是1979年完成的?

白桦:是的。进入1980年,我和导演、美工师、作曲一起开到广州,由我重写剧本。很快,我就完成了,而且写了上下两集,后来发表的剧本,是原来的一小半。原作我也给夏衍先生听了,他认为太长,我们就听从他的建议删改成一集。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夏衍先生听过这个剧本,按照往常事态的发展,如果有人知道夏衍听过每一次的剧本,他们一定会栽赃夏衍,把他当作“幕后黑手”。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夏衍接触过这件事情。这个剧本发表的名字是《苦恋》。拍成电影以后也叫《苦恋》,剧名是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写的。后来在送审样片的时候,才改名为《太阳和人》。

南方都市报:剧本完成是1980年4月。

白桦:当时越战开始了,北京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刘白羽下命令让我到广州军区领取武器装备参战。但我属于武汉军区的人,所以我就打电话请示武汉军区的领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的回答是:不要理会。我也就没有去成,否则这个剧本也许就会夭折了。

当时我留在广州写剧本,住在广州迎宾馆。导演、作曲、美工全都在,我每写一场就跟他们读一场,让他们感觉一下怎么样。这个剧本依然是按照诗体写的。我觉得它并不一定能被拍好,因为它是一个尝试,导演又是一个年轻的导演,他没有独立拍过一部影片。结果那年年底,导演带着双片到上海来找我。

南方都市报:什么是“双片”呢?

白桦:“双片”就是声带与画面还没有合成,看样片时只能双片同步放映。看完样片,我觉得比较忠实体现了我的文学设想,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彭宁敢于把那些空镜头、象征性和比较抽象的东西拍出来。因为一般的导演还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实打实地去拍。而他是按照诗句来拍的,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敢尝试的。

但是我发现电影中彭宁有一个重要的镜头没有拍,就是结尾主人公在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的那个问号。彭宁告诉我,在拍摄中间,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直接到了现场传达指令:你们这个戏,别的地方暂时我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导演和我商量怎么办。商量了半天,我们考虑把“问号”改成“未尽号”,就是画面上出现六个点。

南方都市报:怎么拍?

白桦:在结尾时,一切安静下来,一个太阳,一枝风中芦苇在日轮里飘呀飘呀,然后画外配以定音鼓的一声强击,一个点就出现了。连续六声强击,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这也很有力量,但是后来演变成荒诞的结论。有些领导干部看了之后,说“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南方都市报:电影真的没有按照剧本拍出最后那个大问号吗?

白桦:没有,人们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那“六炮”。实际上这部电影完成后,尽管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影很有信心,我们也很有信心。艺术家思考问题,总是相信“以情动人”,实际上是大错特错。因为有情感的人才会动情,没有情感的人是不会动情的。我们这部影片要唤醒人性的复归,人性的尊严,但在当时,人性是禁忌。

这个戏的第一道门槛是文化部电影局。当时我和导演都在场,还有电影局的局长、副局长,艺术处的处长、副处长等人。那时文化部只有代部长周巍峙。这次审查,我们都期待着最后的热泪盈眶或者热烈鼓掌,结果响亮的六响定音鼓之后,一点声音都没有出现。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在此之前有人给他们打过招呼,审片人个个对这部影片如临大敌。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就是审查的结果。当时的电影局长陈播,原来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在“文革”中几乎被“四人帮”整死,刚刚调过来当局长。我问他:陈播同志,请你发表意见。他说,让我想一想,研究研究。我很奇怪,电影好看不好看还要研究?一开口就说出来了嘛,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南方都市报:你不知道他们之前有人打过招呼?

白桦:不知道。当时导演彭宁比较年轻,三十多岁吧,当时很活跃,坚信这部影片会感染所有的人。他不管领导是什么意见,拿出片子就在外面租场子放映。以影协的名义放过一场,还招待过新闻记者,包括外国记者。这部影片马上就在北京引起很大的波澜。作家黄钢非常兴奋,撺掇中纪委的领导出面把影片的问题当作政治事件来干预,后来很快由胡耀邦出面制止了这样的干预,认为“这个事情不属于纪律检查问题,这是文艺作品,你们就不要管了。”否则这件事情要是由他们来管,就更糟糕了。当时黄克诚也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他当时双目失明,根本没有看过这个剧本,也没有看过这个影片。只是听有人向他吹风,他就被激怒了。

南方都市报:这个应该是1981年初的事情吧?

白桦:是1981年1月份的事情,当时在北京体育学院召开了一个电影创作会议,放映了一些新片,其中也放了《太阳与人》。电影界的创作人员都集中在一起,当时已是风声鹤唳了,大家隐约地知道矛头所向。有些人很欣赏,只能在私下里竖大拇指,会上噤若寒蝉。还有人来跟我打招呼,叫我赶快争取主动检查交代。出面的是位作家。她表面上是因为彼此的交情,但是实际上是受人之托。

这部影片的问题在北京马上引起了连锁反应,各个单位都想去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最早在单位里有组织地放映,第一个是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有一个宣传部长们的学习班。大多数人都是一边倒,认为它有很严重的问题。第二个单位就是正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总政治部的领导听说有《太阳与人》这么一个影片,没有看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此前有一部我写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这个影片就被他们视为有修正主义倾向。

总政文化部刘白羽部长向文化部电影局调看《太阳和人》,但他们借了影片以后,就不是“少数老同志观摩学习了”,立即飞车跑片,一面在京西宾馆的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放映,一面在西山召集军委委员们观看问题电影。他们的意图很清楚,想让军委或者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形成一个简报,制造更大的声势。

南方都市报:没有事先打招呼吗?

白桦:没有。“文革”结束不久,老将军们也不得不接受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往往对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台戏剧的态度就成为一种政治倾向。就像《海瑞罢官》那样,他们心有余悸,跟文艺沾边是很不安全的。所以,他们也都抱着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来看这个影片,让我们来看是什么意思啊?放完影片之后,总政文化部门要请首长们留下来发表意见。这些老头儿都很警惕,个个都说自己没意见,看都没有看懂。有一位军委委员把大衣一披,喊了一声:吃饭喽!就一哄而散了。后来总政文化部派秘书打电话,一再分别征询每一位军委委员们的意见。但是没有人发表明确的意见。最后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有一个小组还是写了一份简报。这个简报很严厉,说要开除我的军籍、党籍、押送还乡。第二天日本的报纸就有了报道。

在这件事情里,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最起劲的是一位作家黄钢。他当时主编了一个小报,叫做《时代的报告》。不仅它有长篇批判文章,还发表了我的电影剧本,狂印了几十万份,在王府井雇佣了很多报童,在那里叫卖。不仅生财有道,而且京华为之震惊。因为1949年以后,报童已经早就绝迹了。

面对批判,“文革”前与“文革”后大不相同

南方都市报:《解放军报》的文章是怎么发表出来的?

白桦:《解放军报》在4月17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的名义发表文艺批评文章,读者压根就没有见过。而且后来我问过王任重,他说事先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

头一天晚上“百花奖”颁奖的时候,外国记者问,听说要批判一个电影,有这件事情吗?文化部发言人回答没有这种事情。第二天《解放军报》评论员的文章就出来了,搞得全国都昏头了。全国许多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播发这篇文章。但是,还是有一些报刊没有转载,如《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都抵制了转载的要求。据《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后来的回忆,他接到的是一个私人电话,他觉得正常渠道应该是中宣部,他拒绝了。事后分析,有些人的矛头公然针对的是胡耀邦。

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我们导演彭宁的父亲以前在红军时跟胡耀邦是战友,他们有很多的私人来往。彭宁是年轻人,口无遮拦,这就很容易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胡耀邦是这部影片的后台,否则不会这么大胆。

结果这个片子引起争议以后,我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影片。他说他还不能看。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白桦:他一定意识到这些现象很怪异,他尽量在回避。他告诉我,他的秘书、家人都看了,他不能表态说支持谁。后来北京召开了一个题目很长的大会,叫做“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据说与会者在三百人以上,包括中央、地方、军队三方面。这是一个背靠背的会议。就是我这个当事人被排斥在外,没有让我参加,缺席批判。

1981年4月17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一播出之后,我就感觉到跟过去大不一样了。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住在哪里?

白桦:在武汉军区大院里。那天清晨播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叫我听一下广播什么。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知道胡耀邦曾经说过,不能因为一个文艺作品引起一场运动,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一听,果然在批判我。紧接着,我就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全国各地的电报就飞向我这个地方,都是支持我、声援我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人发来的?

白桦:什么人都有,都是不认识的人。这个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一个人挨批判,所有人都会离你远一点,现在大家公开表示支持。而且署名,包括地址电话,单位班组,毫不含混。

南方都市报:可是当时普通民众都看不到这个电影啊?

白桦:虽然看不到电影,但是他们听到早上广播这篇文章的本身就够反感了。后来,这样的信我一天之内收到了好几千封。我就感觉到,“文革”前和“文革”后是大不相同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不一样了?

白桦:人们不再像“文革”时候一样,脑子连想也不想,就去参加批判。而且他们觉得这些批判的语气跟“文革”仍然别无二致,所以很反感。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还记得当时批判得最严厉的是什么?

白桦:说我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的夏天,邓小平召集过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对这部影片讲得很严厉,后来被胡乔木整理收录到《邓小平文集》里。从批判《苦恋》开始,作品和人就被等同起来的。如果作品被认为有问题,那么作者也有问题,一直带着这个框框来对待人。

南方都市报:到现在还是这样?

白桦:是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我无所谓,历史最终会证明,无需平反。我从来都认为平反是一个文化误区,谁给谁平反?只有历史老人才有资格来为历史中的人和事平反。

南方都市报:影片《太阳和人》现在放在哪里?

白桦: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片库里,据说片库是恒温的,标准拷贝都在那里。我自己没有副本。那个时候没有磁转胶、胶转磁这种技术。我相信,直到现在,它的母本还是相当完整的。在当时,这个片子在技术上和艺术上应该说都是制作得很不错的。

南方都市报:这部影片里面有个焦点,是“您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白桦:是的,这是焦点之一。但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耍弄了一个小小的技巧。他们说我写的是“您爱这个祖国,可这个祖国爱您吗?”其实我不是这样写的。剧本里什么地方写“国家”,什么地方写“祖国”,我非常清楚。当时一家法国报纸就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祖国”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南方都市报:邓看过这个电影吗?

白桦:据说他看过。批判我的人反复让邓小平表态几次,开始第一次邓小平不大注意。他就说“批评可以,不要一棍子打死”。文化部的周巍峙说,要批判的话大家就要看片子。“那就不要批了吧,”邓小平又表示。后来总政治部又打报告,说这个剧本发表过,造成过很坏的影响。所以,后来批剧本而没有批影片。彭宁还有点不大服气,“为什么不批我呢?”

南方都市报:“文革”后胡耀邦曾在他家里组织过一个“无拘无束”的作家座谈会,给你的感觉就是当时的政治氛围松动了很多,是不是这次座谈给你的印象?

白桦:对,特别是胡耀邦支持那一条意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就觉得共产党从此可以面对真实了。其实知识分子这种错觉常常会发生的。

南方都市报:你还是比较单纯的,没有想过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吗?

白桦:没有。我相信艺术的感染力来自人性,情感可以打动一切人。

南方都市报:经历这么多,你还是一个乐观的人。

白桦:对,我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酷的环境下还是很乐观的。但是,我现在反而不那样乐观了。中国的机器运转得很缓慢,我童年时的向往,看来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一个很全面的作家,写诗、小说、剧本,而且有很多涉及政治敏感的作品,《苦恋》不是第一部。

白桦:是啊,我从“文革”结束那天,就开始跟发烫的东西发生关系了。当我在武汉听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的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写第一部作品《曙光》。它就是写和我在三十年代初发生过的与“文革”很相像的一件事件。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没有因为这出戏挨批?

白桦:1978年在北京内部演出了好几个月,没有人敢点头公演。当时在开三中全会,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张平化不敢来看,来看的都是退位的、没有职务的人,包括罗瑞卿。他是坐着轮椅来的。后来我们的司令员、政委杨得志和王平跑到我们的剧场里,突然站在舞台口宣布,“明天你们就登报公演。”演员们都感动得哭泣起来。我们都已憋了很久,排练了一年多,总算公演了。

南方都市报:应该说这次是《曙光》运气好啊。

白桦:在演出之前,我一个杭州的画家朋友就打了个电报到北京给我,他说,我求求你,把这个剧本撤下来,不要演出。你的一生已经颠沛流离了,你们家已经遭了那么大的难,你还不想想你的妻子儿女的事情?结果我没有撤下来。这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的第一个剧本,虽然它不完美。当时开始演的时候,看的都是老红军,他们面对真实时受不了,最后一幕都捂着眼睛跑出去了,说明他们还是懂的。第二个受批判的戏就是《今夜星光灿烂》。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后,你还顶着压力写了这么多明知会带来危险的作品?

白桦:那时候天天开我的批判会。所以我儿子就说,别人家的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了,我们家的还在继续。鲁豫采访我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老往炮口上撞啊?”

南方都市报:对啊,你给人的感觉很温和,不像一个“战士”。

白桦:陶铸的夫人曾志问我:“你人很和蔼,但你的文章怎么这么厉害呢?”我说:“甘地也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可是如果没有他,可能整个印度还在睡梦之中。”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点不同的声音,也是很遗憾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你天天受批判,几年下来从来没有动摇过吗?

白桦:“文革”以后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搞大批判的人也是很少数的。有些人白天“表演批判”,到了晚上也许会溜到我的房间里跟我聊天。比如说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在火车上碰到老导演凌子风。他碰到我时,不知道怎么对待我。结果走到我面前,还是决定不理我。

南方都市报:你看出来了?

白桦:是的,最后他的脸看着天花板,走了过去。那是1958年,他因为这件事,一直遗憾和痛苦。后来《曙光》在北京演出,他去看了两次。后来他送了我两幅画,那是李苦禅的画,什么都没说,内中的含义我理解,他是在弥补他的歉疚。

“文革”后,我还在北京烤鸭店宴请过一位在“文革”中打过我的年轻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温和到家的人。

南方都市报:相信很多人见了你的面都觉得和作品联系不上。

白桦:八十年代初,一位雕塑家给我塑像,开始很犯难,老是塑不像。他在观念上认为我是一个铁汉子。他想把这两个“人”统一起来,总也做不到。我说,还是现实主义些,把我塑成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吧!

本报记者黄长怡实习生郑如煜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 高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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